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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”他对安迪洛尔说：“我认识的几家兄弟。还有我和亚伦，你看，”他把我从身后拉出来，笑得春光灿烂，“他是不是长得和我很像？”

    安迪洛尔没有说话，只是冷淡地看了诚恳的大哥一眼，然后冷淡地告辞，大哥被莫名其妙地浇了一头冷水，还不明真相地自我检讨了好久。

    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一个荒唐又幽默的年代，像我大哥这样一个诚实善良的好人，居然还是个情报员，特工。而更加让我觉得神奇的是，我竟然还沿着他那糟糕的人生轨迹走了下去，把青春年少的宝贵时光贡献给了这个世界上各种毫无意义的、可笑的阴谋与斗争。

    二战结束前夕，我母亲病逝，我大哥在德国失踪了。人间蒸发的那种，从此鸟无音讯。

    我记得1945年的冬天伦敦一直下雨，我每天都站在落地窗前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楼下的街道，生怕错过了大哥回来的身影。街上撑着黑伞的人来来往往，却没有一个停下走进来。雨水布满了窗子玻璃，在上面蜿蜒流淌，渐渐地我的眼睛也开始流出泪水。

    那一年我十岁。

    窗外，是战争过后满目疮痍的雾都。

    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正式开始为MI5工作，作为一名最初等的在第一线工作的谍报人员。

    1958年我第一次来到柏林，遇到了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女研究员，我们结了婚。

    我们住在东柏林的一间公寓里，窗台上养着茜草和夜来香，傍晚的时候可以看见夕阳在远处的屋顶上缓缓落下。

    我的妻子有一双绿色的眼睛，她喜欢涂蓝色的指甲油。

    那种晶莹艳丽的颜色，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