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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，是唯二的见光机会。何况，我也必须还清欠债。

    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回来我被禁了8年。

    1993年，入围戛纳，1994年，退出影展，我就觉得挺没意思，欧美参展挺没意思，于是，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。有一回，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，跌下来，摔断了腿，我在医院悄悄哭了，想，“我好想被公映啊。”“真的，好想被公映啊。”

    1995年，VCD盗版碟流行起来，我觉得是一个希望，被看到的一个希望。于是，我请莘野来拍，又一次参加影展。柏林擒熊以后，盗版商们毫无反应，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，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，最终，我的盗版出现了，我那时候欣喜若狂，在大街上跑了起来。

    1997年……

    2003年，我永远都忘记不了。11月1号那天下午，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，却见到了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。在那里，张总编对我透漏，“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！”“流程变了，在前进了！”“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！”

    他没说错。2003年11月30号，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，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。

    而后，这一年半，我拍摄了。

    至此，走过漫漫的15年，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。

    被人看到的时候，我才是活着的。

    在我看来，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、别无选择，即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