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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岁那年，被“大导”们举报说他影响中国形象传播时，再次知道这一点。此后，只是越来越习惯而已。

    幸好，在那一年，他也遇到了张富贵、莘野、囡囡、祁勇、岑晨、Nathan、Hunter、森田、送胶片的乐凯工人……等等等等，让他并未失去自己。

    他还是在热爱电影。被人看到作品时，他才是真正活着的。

    会计想想当时状况，回谢兰生，语速缓慢：“谢导您说要退款时大部分人还在现场，收了500块，签了名字。另几十个人已经走了，其中有些折了回来，剩下的则给了卡号。我给最后这部分人填汇款单时写了备注，好像是‘退款’，这就去拉银行流水。”

    “可以，”谢兰生说，“谢谢。请尽快发来签字照片、银行流水这些东西，辛苦了。”

    “不辛苦不辛苦！”

    做完这些，谢兰生又陷入思索。

    只要发出这些证据“潜规则”是可以澄清的。可，“咱们谢导巴着日本才卖掉了版权”，要怎么解释呢？

    这句抹黑的诉求是感性诉求，而不是理性诉求，更难处理，更棘手。

    也不知道澎湃影业是在哪看到这张照片的。难道，他们特意回头查了各国大刊对那一年获得最佳影片的报道吗？

    “……”

    他再一次挖地三尺，这一回，把声明书挖出来了——他1994年带着退出戛纳电影节的声明（第38章 ）。

    那个时候，在电话里与新主席吵架之后，组委会说，如果退赛，需要提交各出品方签字、盖章的声明书。谢兰生写了。在第一段中，谢兰生明明白白地写出了“导演